二、内生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
我们看到，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即可以积累的生产要素）的收益率递减使人均增长停滞不前，而且财政政策没有机会影响经济的增长率。然而，内生增长理论则通过克服可以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性质而使经济增长率内生化，并通过财政政策解决人力资本积累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等问题。
（一）线性生产技术
内生增长理论克服可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性质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假定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与人均资本是线性关系，即：
y (t)=ak (t) （3）
式中，a是一个常数（技术系数），且a>0。假定人口不变，典型个人的目标是使无限时间期间的效用流量折现值最大化，则增长率g的决定方程式是：
g=(a-r)/σ （4）
式中，r代表时间偏好率，σ代表不变边际效用弹性。从中可以看出，只要a>r，人均增长率就是正的。因此，技术系数a决定了增长率，而且能够影响该系数的任何财政政策都会影响增长率（Rebelo, 1991, p. 500-521）。
（二）外溢效应
解决资本收益递减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假定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存量或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而后者对物质资本的边际产量又具有正效应，避免物质资本的边际产量趋向于零。
这种方法可以追溯到阿罗（Arrow, 1962, p. 155-173）的思想，他认为，知识的取得（即学习）与经验紧密相关，而经验的衡量指标是总投资积累额。用比较正规的方法来说，即典型企业的生产函数可以写成：
Y (t)=f (K(t), A(t)L(t)) （5）
式中，A (t)代表知识或人力资本存量，是一个效率参数，对在时期t雇佣的劳动力数量[L(t)]的影响是正的。因此，技术变化是一种增加劳动力的技术变化。必须注意的是，知识存量将提高每一工人的效率，但知识存量一旦形成，它就成为一种共用品，因为所有工人的效率都可能同等提高。
此外，根据阿罗的观点，知识存量是经验的函数，而经验又是过去积累的总投资E（t），因此，该函数的形式是：
略（6）
式中，0＜μ≤1（Arrow, 1962; Shesinski，1967，p. 31-52）。如果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则典型企业的边际资本产量的决定方程式是：
（7）
而对于作为整个社会的计划者――政府来说，由于要考虑物质资本投资的外溢效应，则边际资本产量是：
该模型表明私人边际产量与社会边际产量不一致，因为私人企业没有考虑其投资决策的正外溢效应，而政府则考虑了。因此，这是政府干预的一个原因：必须要提供刺激，以便经济中的投资水平趋近于政府选定的水平。
由于政府考虑了产生新知识的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效应，而在竞争性经济中企业只是考虑了比较小的知识的私人收益，所以，根据罗默（Romer，1986）模型，同社会最适状态相比，在竞争性经济中，在任何时点的消费量太高，而研究数量太低。因此，引导私人资源从消费转移到投资的财政政策都会使福利提高。此外，消费增长率在社会最适状态下总的来看也将提高，因为，'在较低的初始消费水平情况下提高初始投资率，最终会导致消费水平提高'（Romer，1986，p. 1027）。为了达到社会最适状态，政府必须选择能使知识的税后私人边际产量等于社会边际产量的税种（如一次总付税）和投资补贴。
（三）生产性公共资本
过去，经济学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看法，即政府支出是非生产性的，而内生增长理论则改变这种看法，特别是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很强的生产性。阿罗和库兹（Arrow and Kurz, 1970）最先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他们建立的生产函数形式是：
Y(t)=F(K(t), G(t), L(t)elt) （8）
式中，K（t）代表私人资本存量，G（t）代表公共资本存量（这是纯共用品），l 代表增加劳动力的技术进步率（这是外生给定的）。公共资本存量也存在于家庭的效用函数中，因为这个变量具有双重作用。例如，教育既有对生产率的正效应，也具有直接的效用收益；又如公路，企业在其生产活动中可以利用，个人也可以利用。
巴罗（Barro，1990，p. 103-125）也采纳了公共服务对经济中的生产机会具有正效应的思想，但不同的是，巴罗假定公共投资的流量而非公共资本的存量直接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中。他的生产函数形式是：
（9）
式中，IG(t)代表公共投资的流量，α代表产出对公共投资的弹性。为了给公共投资融资，政府按税率τ对家庭的所得征税。假定预算是平衡的，则公共投资的流量由下列方程式决定：
（10）
利用政府预算限制，增长率的决定方程式是：
（11）
该方程式表明，与罗默模型一样，物质资本的边际产量在长期不会趋向于零，但不同的是，这里是公共投资对私人资本具有正效应。为了找到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所得税率，需要求对C′/C的τ微分，并令该结果等于零。最后的结果表明，实现最大增长率的条件是τ＝x。
巴罗等（Barro and Sla-i-Martin，1992，p. 645-661）考虑到如下两种情况对该模型进行了扩展：政府提供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有品以及具有拥挤性的公用品。结果他们发现，在第一种情况下，一次总付税优于所得税；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所得税的作用如同使用者付费而可能优于一次总付税。这是因为在一次总付情况下，对投资的刺激太高，其原因在于它们没有考虑到公用品的拥挤效应。
（四）人力资本投资
索伦森（Sorensen，1993，p.73-93）利用并扩展了卢卡斯（Lucas，1988，p.3-42）模型，明确地分析了财政政策含义。他假定政府征收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以及一次总付税，同时政府对教育收费或补贴，这两者与花费时间提高技能水平而放弃的收入数量成比例；此外，政府提供诸如学校建筑或师资等基础设施，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他的分析结果是：提高对资本所得征税只影响利率，因此在长期降低了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但是，如果政府提高学费，对劳动所得征税会降低平衡增长率，而如果政府补贴教育，对劳动所得征税会提高平衡增长率。然而，对资本所得征税仍然没有显示出对增长率有什么影响。在社会最适状态下，对资本所得征收的最适税收不等于零，因为政府通过扶持人力资本的形成而提供生产性服务。因此，正如包含公共投资而直接影响生产函数的巴罗模型所得到的结果一样，对资本课征的最适税收不等于零，这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所持的观点完全不同。此外，索伦森还阐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大小决定了对劳动所得的课税是正的还是负的，这也同样适用于教育学费或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大，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高，那么，政府就应当给予教育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小，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低，那么，政府就应当对家庭收取学费。
（五）研究与开发投资
罗默（Romer，1990, p. 71-102）建立的模型包含了三个生产部门，即家庭可以用来消费或投资的最终产品的生产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和中间资本品的生产部门。上述的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建立的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依据罗默模型证实，由于研究与开发部门具有外溢效应，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因为企业在其决策过程中没有考虑外溢效应的存在，所以其研究与开发水平太低），政府就必须通过补贴研究与开发活动来提高增长率。
综上所述，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我们按照内生增长的因素概括出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措施：第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第三，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
可见，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至少表现出两个实质性变化：第一，30多年来新兴的各种经济学流派提出政府不要干预经济运行，或者说财政政策无效。可是，内生增长理论这种'新经济学'则认为，政府仍需要适当干预经济，财政政策在促进内生增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过去的经济学包括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在内所提出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点在于刺激劳动供给和促进一般性物质资本的形成。然而，内生增长论提出的财政政策首先认识到政府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公共投资是具有生产性，并重点在于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投资。
三、着重考虑的四个现实问题
近年来，我国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国际上衡量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指标是'综合（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这也正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深入研究，我们首先简单介绍综合要素生产率概念。
所谓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基于如下思想：总产出增长部分原因是投入（或要素）的积累，部分原因是某种不可观测的数量。也就是说，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就是产出增长不能归因于投入增长的那部分。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来看，即：
ΔY＝Δa+αΔK+(1-α)ΔL （12）
式中，ΔY是产出增长率，ΔＫ是（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Δa＝ΔY-αΔK-(1-α)ΔL （13）
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这种衡量指标也称为'索洛剩余'或'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索洛剩余'、'综合（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三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现在的问题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到底起多大作用？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不同时提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源泉？丹尼森（Denison，1967）在《增长率为什么不同》一书中对美国、英国、法国、前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等九国1950~1962年期间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3.3％中，42％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西欧八国的国民收入增长率4.8％中，64％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金森久雄（Kanamori，1972）在《用什么来解释日本的高速增长率》一文中指出，日本在同期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0.％中，60％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陈坤耀（Chen，11979）对亚洲各国（地区）的经济增长比较研究得出，在1955~1970年期间，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46.5％、55.2％和56.4％。而根据舒元（舒元，1993）的测算，我国在1952~1990年期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仅为0.3％。
来源：中国会计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