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 良德信 飞草 姜维
赵逸荻 怀刑 王纪平
研究支持：新财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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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很多经过剥离上市的大型国企，通过抬高毛利率或降低费用率等不公允的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成为绩优蓝筹；一些退市的上市公司，通过向关联方高溢价出卖资产等不公允的非经常性关联交易或关联交易非关联化，得以恢复上市。另一方面，一些原本业绩很好的上市公司，通过向关联方高价采购材料或购买不良资产，导致业绩变脸、资金枯竭。
两种不同的关联交易背后，一个共同的结果是：这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或其他关联企业总会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利用上市公司获取利益或占用资金。
一种交易正令很多上市公司风光无限，成为绩优蓝筹，其中有些公司的股票更成为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热捧的对象；同样也是通过此类交易，一些上市公司高价购进不良资产，最终导致自身资金枯竭，难以为继。这种交易就是关联交易(又称“关联方交易”，国际会计准则中的英文表述为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据统计(如表1)，2001、2002年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均超过了1600亿元，连续两年均有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发生了关联交易，其中七成左右的关联交易发生在上市公司与其控股母公司之间。
从关联交易的业务性质来看(如表2)，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商品购销类、资产买卖类和股权投资类，这三类关联交易的发生金额占全部关联交易的80.1%(2002年)，各自所占比例分别为32.4%、28.96%和18.74%。
对比2002年和2001年，我们发现：一方面，虽然商品购销类关联交易的比重按年增长了52%，但与此同时上市公司与其控股母公司之间的此类交易占全部交易的比例却下滑了40%；另一方面，虽然买卖资产类关联交易连续两年基本都占30%左右，但其中转让资产类关联交易的比重下降了57%，而购买资产类关联交易的比重却大幅增长了221%。发生这两种变化的背景是：一方面，为了增强自身的市场独立性，上市公司开始从其控股母公司频频收购与其主营业务相关的资产；另一方面，迫于监督及舆论的压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都不同程度地减少了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一些资金紧缺的大股东便以实物资产抵偿债务。
关联交易本身无可非议，是一种中性的行为。然而，我们看到，很多上市公司一直通过不公允的关联交易来操纵业绩，打造高盈利形象，并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筹资机会，一级、二级市场的资金纷纷流向这些公司；但与之相伴的是，这些上市公司所筹集的资金往往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被大股东或关联企业所占用。还有一些公司，则直接通过不利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资金。
即使在上述两种表面上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变化趋势中，我们也看到存在通过关联交易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现象。一方面，收购主营业务相关资产虽然可以减少今后与控股母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壮大，但也存在控股母公司把劣质资产包装后变现的情况；另一方面，以资产偿债虽然清理了关联方占用的资金，对上市公司有一定积极的意义，但一些用以抵偿债务的资产质量却令人担忧，上市公司在被动的情况下接受这些用以还债的资产，其资产质量不仅不能得到任何实质的改善，而且还要增加管理费用。
在这些不公允的关联交易中，最大的非公允风险来自不断增长的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方面(商品购销)的经常性不当关联交易。如表2，虽然这类交易与控股母公司发生的比例在下降，但与其它关联方发生的比例在快速上升，此类交易的金额占全部关联交易的比例已从2001年的21.27%增加到了2002年的32.4%。对比一些同类业务非关联交易的盈利水平或关联方的盈利状况，我们发现，如果没有这些不公允的关联交易，很多绩优蓝筹的公司将成为亏损大户，其股票也将被ST(特别处理)。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政府监管的加强，无论是从交易所涉及的绝对金额和平均单笔发生金额，还是从发生交易的上市公司所占的比例来看(如表1)，2002年度的关联交易较2001年均有所下降。
在非经常性关联交易上，财政部于2001年底对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通过会计处理的规定进行了限制。在主营业务方面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上，政府也于今年9月份出台相关规定限制今后进行IPO并上市的公司的关联交易比例。后一规定不适用于已上市的公司，是一种典型的祖父条款(关于“祖父条款”，见后文解释)。但制定祖父条款的最终目的是要取消祖父条款，我们可以预期这一规定最终将适用于所有上市公司。在此之前，关联交易的非公允风险必然需要得到释放。
然而，一个新的趋势已经出现，就是关联交易非关联化。这种手段将不公允关联交易变得更加隐蔽、被操纵程度更高。
如果说证券市场2001年年中开始的股市大跌，很大程度上源自上一个会计风险—资产减值风险的释放，那么关联交易风险的释放很可能成为证券市场进一步回归的因素。
为了揭示这种风险，我们原本打算从整体上估算不当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盈利的影响程度。按照去年修订的《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规定，上市公司需要在《年报摘要》的“董事会报告”中披露主营业务中关联销售的收入、成本和毛利率，据此整理出的关联交易数据为五百多条。然而，数据披露的质量与要求相差太远，很多公司根本没有披露关联销售成本的数据或者将关联采购成本作为关联销售成本进行披露，导致毛利率无法计算。
研究只能从微观入手。本文按照关联交易的几种不同类型，选取了一些具体的个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其中，“宝钢股份”和“春兰股份”是关联销售的典型，两家公司均通过几乎100%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操控毛利率和营业费用率；“武钢股份”是关联采购的典型，通过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操控毛利率水平、费用和负债分担比例；“扬子石化”也有通过关联采购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的迹象，同时与“宝钢股份”一样通过占用集团的经营资产享受着集团提供的债务免息展期服务，还用生产成本较高的资产从关联方置换进优质资产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来源；“锦化氯碱”则在两年前花费了十几亿从大股东处收购了一个如今不得不停产的项目，并在价格下跌后仍以“事先约定的市场价格”从大股东处采购原材料；在“济南轻骑”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曾经依靠关联交易造出巨额利润的公司在失去关联交易后的惨相。
此外，本文还特别对比研究了国内外关于关联交易准则的情况，指出了国内准则存在的致命缺陷，并进一步提出了治理不当关联交易的方案。我们认为，无论是关联交易不公允，还是关联交易非关联化，遏制不是最好的办法，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提高关联交易的透明度才是治理不当关联交易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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